1978年的春天来得迟，像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，拄着拐杖，在豫东平原的冻土上踉踉跄跄。
土坯房里，陈默正对着一本油印的《退伍军人安置政策》发呆，空气里弥漫着灶膛里未烧尽的柴火和母亲熬的萝卜汤混合在一起的、贫穷的味道。
他刚退伍回来半个月，胸前那枚“侦察兵”奖章被他用红布仔细包好，压在了箱底最深处。
与其说那是荣誉，不如说是个提醒，提醒他曾经属于一个纪律严明、黑白分明的世界，而现在，他回到了这个一切都黏糊糊、不清不楚的地方。
“默儿，别看了，公社来人了。”
母亲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稀粥走进来，碗底沉着几片腌萝卜。
公社派来的文教助理姓刘，是个戴着厚厚眼镜片的瘦高个。
他把一张纸拍在八仙桌上，推了推眼镜：“陈默同志，考虑到你在部队表现优异，又是高中生，村里经过研究，决定让你接替老会计，负责队里的账目和民办教师的工作。”
陈默愣住了。
会计？
教师？
这两个烫手的山芋同时塞到了他手里。
他看向母亲，母亲的眼神里却充满了欣慰，仿佛儿子端上了铁饭碗。
在这个年代，“公家的人”是顶顶光荣的事。
他最终还是点了头。
不为光荣，只为有口安稳饭吃，也为能继续待在村里，陪着日渐衰老的母亲。
上任第一天，队长王二柱就叼着旱烟，笑呵呵地把一本破旧的账本递给他。
“默啊，咱队的账，你看着办。
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别太较真。”
陈默翻开账本，一股霉味混着墨水味扑面而来。
账目记得潦草，但大方向还算过得去。
首到他翻到一笔“饲料支出”。
“王队长，”陈默指着那一行字，“‘集体猪食，红芋三筐，合款十五元’？
队里的猪，吃的也是集体的红薯？”
王二柱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那种惯常的、大大咧咧的样子。
他磕了磕烟灰，说：“嗨，话不能这么说。
那猪是集体的，它吃了集体的红薯，咱记上一笔，心里有个数，这不叫花，这叫‘内部调剂’，懂不懂？”
“可这钱……”陈默想问这笔钱进了谁的口袋。
“这笔钱就从总账里平了，”王二柱打断他，语气沉了下来，“队里还有那么多亏空，哪能算那么清。
都是为了集体，你别瞎琢磨，啊？”
那天晚上，陈默躺在自己那张硬板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窗外的月光惨白，照在他包着奖章的红布上。
他在部队学的是精确计算，每一颗子弹，每一格坐标，都不能有丝毫误差。
可在这里，账目是一笔糊涂账，人心更是一笔糊涂账。
第二天，他揣着一个折中的想法，去找王二柱。
他想，也许可以让他把这笔钱交出来，充作队里的公积金。
王二柱正在自家院子里磨镰刀，见陈默过来，脸立刻拉长了。
“陈默，你小子是来查我账的？
我王二柱当队长五年，一没偷二没抢，队里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轮得到你这个毛头小子指手画脚？”
“不是指手画脚，是制度。”
陈默坚持。
“制度？”
王二柱冷笑一声，把磨好的镰刀往地上一插，震得尘土飞扬，“制度能当饭吃？
能给你娘看病？
能给你娶媳妇？
我告诉你，这村子里的规矩，不是书本上写的那样！”
两人不欢而散。
陈默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家，母亲却拉着他，压低了声音骂：“你疯了？
跟王队长对着干？
你不要命了？
他一家子在村里横着走，你惹得起？
我跟你爹辛辛苦苦把你供出去，不是让你回来拆台的！”
“娘，这不是拆台，这是原则。”
陈默辩解。
“原则能换来半扇猪肉吗？”
王二柱的声音从院子外传来。
他提着一大块处理好的猪肉，塞到陈默怀里，“小子，刚上任就给我上眼药。
这点小事，算哥对不起你。
拿着，回家给你娘改善生活。
以后做事，长点眼色。”
那块猪肉沉甸甸的，带着血腥味和猪毛的臊气。
陈默想推开，王二柱却使了力气，硬塞到他怀里，转身走了。
母亲看着那块肉，眼睛都首了，刚才的怒气瞬间变成了小心翼翼的欢喜：“他叔……他王队长还是念旧情啊……”陈默抱着那块肉，站在院子里，闻着那股不属于这个穷家的油腻味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他不是断别人财路，他是想守住一点仅存的、叫做“公道”的东西。
可是在这片土地上，公道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连半扇猪肉都不值。
夜里，他把那块肉悄悄送到了村口孤寡的张桂兰大娘家。
张大娘的孩子死在朝鲜战场，丈夫也早就没了，一个人过得凄惶。
做完这一切，陈默站在自家门口，抬头看了看天。
天还是那片天，月亮还是那轮月亮。
可他觉得，部队的月亮是亮的，能照见前路。
这里的月亮，蒙着一层永远也擦不去的土尘。
他第一次感到，这身退伍军装，穿在身上，像一层湿透了的棉袄，沉重，冰冷，还散发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。
他那个写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搪瓷缸子，静静地立在桌角，缸子上的字迹，似乎也黯淡了许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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